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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关联的研究视野和价值观念《盛唐生态诗学》后记_王志清 ...

2020-4-16 19:58| 发布者: 花晨月夕| 查看: 86| 评论: 100| 查看评论

面对《盛唐生态诗学》这部书稿,我在心底里升腾起的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羞涩与惶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所追求的仍然是那看得见而却摸不着的感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异常宏富,卷轶浩瀚无涯,而且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再生的活力,不断地在生殖与升值,任何理解和诠释都是微不足道的渺茫。真不能说我也能够窥其一斑,尝其一脔,更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与新意。先贤圣哲们如高山隆耸而让我仰止,作顶礼膜拜的朝圣。我能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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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讨论的两个内涵之界定

盛唐山水诗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学现象。盛唐山水诗形成了以王维为代表、为核心的山水诗流派,形成了很特殊的山水诗写作的“文化群落”,出现了中国古典山水诗的高潮和顶峰,并奠定了中国美学的主流趣味。为什么会出现王维,出现以王维为代表和轴心的山水诗群,出现诗风相近的山水诗?我们以为,这些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生态的结果。此著着重研究并揭示盛唐山水诗派生成的“生态原因”、生态形式以及与作品的生态关系。鉴于此,就有两个概念问题需要首先来加以界定的。

其一是盛唐山水诗群落的内涵。

传统的盛唐山水诗群落划定,是以时间(时期)为断限的,局限在开元天宝的有唐一代的极盛时期,前不见先锋而风气始开,后不见殿军而余韵不断,习惯上只是王、孟等少数几个人。而对诗人的划分则更不合理,圈子的断限,一般而言,圈定王维、孟浩然等在山水诗上特别活跃的几个诗人,甚至排斥了李白、岑参等在山水诗上成就卓著、风格独特者。我们在本书中的考虑,从地域上看,则北有以王维为领袖的北方诗群,南有以李白为中心的南方诗圈;而从时间(时期)上看,则上限到沈、宋,下限到钱、刘。

其二是盛唐生态的内涵。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上述环境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状态所构成。这三种地理环境之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互相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我们并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是,地理环境也是起着决定性意义的某一重要方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对文学和人的气质形成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而我们所说的盛唐生态之内涵,还不仅仅是“地理环境”,不仅仅是指自然气候、温湿度、地貌、植被等,是指盛唐的那个时空,包括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山水园林等等的生态时空,更是指一种关系,是一种生态关联的视野和价值观念。因此,生态思维的研究视域,不是生态学与文学的简单结合和相加,或者是在二学科之间找到了一个共生区,而更在于我们找到了系统关联的方法论意义的研究内容与形式。

因此,我们所说的生态思维观,不仅是自然观,也是社会观和哲学观,是一个以天地为空间,以人的文化活动为中心,以诗人的精神创造为对象的开放性的生态系统。以生态思维来研究盛唐山水诗派的发生,把其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现象,不仅重视诗人本位、作品本体的研究,而且是把作家、作品作为生态位放在生态大背景中形成“链式化”系统研究,多方位揭示盛唐山水诗派生成的“生态原因”及其作品的生态关系,展示盛唐所以出现山水诗高潮的生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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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运用生态思维研究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限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多在诗意上玩味,属于阅读欣赏型的发微,对诗的解读除了文学的,就是经学的和社会、历史的,使研究“孤立无援”,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些聚讼不清的难题。我们力图以生态的系统观和生态的价值观,而对盛唐山水诗群形成的诸要素进行综合考察。通过此研究,旨在揭示盛唐山水诗群落生成的生态背景及其生态关系,解开盛唐出现山水诗高潮的“谜”底。

生态学原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生态学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宗教等学科渗透,推动了各种新兴学科的产生。于是出现了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伦理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等。生态学已经发展到人与自然普遍联系和互为关系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意义,已经成为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我们以期借助生态思维而形成的文学生态观,更深刻地涉及文学发生的许多本质性的问题,主要还在于实现“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意义,形成生态系统观的观照思维和方法。

徐复观先生指出:“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案,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今人所谈的科学方法,运用到文史方面,实际还未跳出清人考据的范围一步,其不足以治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代序:《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P1)笔者试图以生态思维来研究,是基于这一学科自身突破的需要,基于其内在发展逻辑推演的必然,是此学科研究危机要求我们改变旧有视野而激生出来的研究智慧。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包括古典文学,使文学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前途,发掘新的学科的增长点,开拓新的研究途径,这是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课题以期借助生态思维而形成的文学生态观,更深刻地涉及文学发生的许多本质性的问题,主要还在于实现“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意义,实现“全面视镜”的考察,形成生态系统观的观照思维和方法。在理论的开展上,体现了对各种生态位所组合成的系统现象的最大综合上。在研究的方法上,以跨文化视野,追求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方法和思路,以生态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观照盛唐山水诗及诗派,把生态环境视为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文化符号系统,使盛唐山水诗派的作家、作品成为生态位而进入“生态链式”,以期使各自独立的现象形成生态关联的系统研究。既重视文献考证,同时也重视理论概括,既有宏观的群落特征描绘,又注重诗人的个体研究。以文史的站位,而借助于文化生态理论来解析和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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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书的框架及前期研究概况

美国E·P奥德姆对生态位做过一个通俗的解释 :“如果我们想和人类社会上的某个人相识,我们首先要知道他的地址,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但若要真正了解他,我们就要比他的邻居或同事了解更多。我们对生态的研究要如此,了解栖息地只不过是开始,要确定生物在自然群落中的状态,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活动性,特别是它的营养和能量来源,以及它的代谢率和生长率,它对所接触到的其他生物的影响,它在生态系统中对主要功能的影响或者能够影响的程度如何。”(《生态学基础》P26)在此解释中,生物体不仅有生态源中的生态位,而且有生态功能上的生态位。此论对笔者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本书框架的形成,都具有很有价值的启发。

此书稿形成一个系统研究的框架,即从生态环境的多维性、生态主体的自发性,生态资源的充裕性、生态秩序的完美性等方面来全面考察和研究,对盛唐山水诗派形成的“生态”作全方位的考察,具体到文化策略、政治制度、历史事件、社会生活、自然条件、文学遗产、接受趣尚、民间风俗等,以社会的人文价值为基点,更注重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把思考的理论观点贴近生命本源和生命的存在,用生态系统观和价值观看待社会。

此书稿写作前,我先做好一个框架,然后按照既定方案边写边发,收编在此书稿中的文字,也就只有最后一篇关于刘长卿研究的文章还没有发表了。两年时间里,此“专题”发稿  情况如下:

盛唐山水诗群落的自然生态观及生存状态(《学海》2002,4期)

佛禅“自性”与盛唐精神及山水诗形态(《甘肃社会科学》2003,4)

自然环境的生态优越与盛唐山水诗派的生态取向(《东北师大学报》2003,5)

盛唐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生态 (《社会科学辑刊》2003,5)

接受期待与盛唐山水诗的文化生态 (《天津社会科学》2003,6)

盛唐山水诗“派”的特殊生态  (《东方论坛》2003,4)

“王维模式”的文化诠释 (《深圳大学学报》2004,1)

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 (《北方论坛》2004,3)

盛唐山水诗派的语言策略及其艺术效应 (《延边大学学报》2004,3)  

盛唐诗人的人格范型与自然品藻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2)

美在自美:盛唐山水诗美观的生态本位特质 (《内蒙社会科学》2004,4)

盛唐山水诗群落的生态阐释 (《贵州社会科学》2004,5)

孟浩然诗水意象解密(《山东师大学报》2004,5)

“美不自美”:中唐诗美的人类自我中心观特征(《江淮论坛》2004,6)

盛唐的城市化进程与诗歌回归主题(《东北师大学报》2005,1)

流贬:人性诗性的急转弯——沈宋与盛唐山水诗群的关系(《学术论坛》2005,5)

现将发表了的文章重新梳理,并作了适当修改,形成如斯书稿形态。

全书除“绪论”部分外共十二章,可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第四,是“生态背景”研究,用生态思维来解释“背景”,背景不单纯是生成条件的研究了,而是把各自独立的现象以彼此因果、互相生发的生态关联来研究。我们非常看重盛唐山水诗人们所活动的生态环境,重视这种生态环境对诗人的制约和感发,正在于说明盛唐山水诗派存在的生态环境的极其优越性,正在于肯定这种生态环境对山水诗人和山水诗群所产生的“生成”的生态意义。第二部分是五至七章,是对“派”的生态形式研究,所有的山水诗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诗人与山水外物的关系,形成了“群落”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在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生态位”都处于整体联动中,一枝摇而百枝动,互动互生的生态场。第三部分是八至十一部分,是自然观、审美观、宗教哲学观及文学语言观的研究,深入到诗人本位的层面,走进诗人的心灵,与其在思维和情感上获取同一经纬度的站位,揭示盛唐山水诗派生成的内在原因。最后一部分是山水诗群落的“个案”分析,选取了山水诗群落中四个关键性人物以研究,回到文学,回到文学现象的本身,重视诗人本位和作品本体的研究,把作家、作品作为生态位放在生态大背景中形成“链式化”系统研究。

四、本书作者研究的作风与短长

我一直以为,一切的解读都是误读。特别是诗歌的解读。很多的诗歌让我常读常新,现在读是这样的理解,过些时日则会有不同的感受,甚至读出全然不同的面目。我肯定也是误读。我也只能是误读。

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三个层面:原型层面、现实层面和审美层面。审美的意义就是超越理性的思考,具有超理性的品格,既不是非理性的,又不是理性的,而且也是对现实生存的超越。因此,文学文本不可能有众口一词的判断,研究者毕竟不是被动的阐释,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迎合作家的创作意图,而应该有他自己的批评自觉与批评个性,有各自独特的批评旨趣。

我历来坚持,批评的主观性参与,因为这是批评者自由精神和创造活力充分释放的宗旨和目标。钟惺《诗归序》云:“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为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这些观点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都强调了文学研究的创造性,强调了研究中性情参与的意义,也是文学研究的价值标准的形象概括。 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尊重研究中对文本“逆迎”的体验和“邂逅”的境悟,就是进入对象,进入文本内蕴的深层次。文学创作时所特定的“此在”性,要求文学批评者在研究时必须作性情参与的全副身心的投入,而且要“自出眼光”,方可体悟到文本独出的“真有性灵之言”。沈德潜云:“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各人读之,随其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唐诗别裁·凡例》)此论表明,在文学研究中性情参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会因为性情之“浅深高下”的程度而决定了研究者对文本理解的层次。弗莱说:“批评家在阐释的时候讲的是诗人,而在评价的时候他讲的是自己,更多是讲作为时代代表的自己。”看来,中外文学批评在性情参与和珍视文本所提供的暗示这一点上是趋向一致的。

因此,我习惯于即兴敷衍,感激成文,多直觉体悟。毋庸讳言,考证是我的短项,我更无心于为文学家编制年谱,排比陈年往事,或者作仕迹交游、作品系年的研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就忽略材料考据而空泛作论,只是不迷恋于细微末节的考证而以考据自娱,不满足于静态分析,也不能专注于发微钩沉,而是追求在古典文献资料的运用和整合中形成古今的对话,追求文献考证与理性思辨、审美体验的融合,而研析隐藏在材料之中的对作家心态和社会文化语境。我一直这么认为,文学研究也必须首先是文学的,而不是其它,超出了文学本身,文学的美感特质和艺术规则,文学研究就会异化为历史的或伦理的附庸,或者压根儿就是历史的伦理的研究。

应该说我本质上还是一个“温温恭人”,行文作论似乎多了些“惴惴小心”,特别是因为缺少学术自信心,也便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度,更难能有多少突破了。如此而已。

2005年盛夏于南通

《盛唐生态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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